今年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回望四十载风雨征程，一代代未检人坚守初心、履职担当，绘就了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的法治长卷。在第七届新时代检察宣传周，我们邀请重庆检察机关的老、中、青三代未检检察官，结合亲身经历畅谈体会、分享感悟，共同回顾未检事业的发展历程，总结实践成果，凝聚综合履职合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法治屏障。
今天，让我们走近沙坪坝区检察院检察六部副主任贾晓楠，听一听她的护“未”故事。
我是贾晓楠，沙坪坝区a片漫画 的一名未检检察官。来到这个岗位，我有了个以前不曾有过的习惯：每翻开一本案卷，都会在心底反复追问三句话——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家庭有什么困难？我们还能做什么？
这三句话，是老一代“莎姐”传下来的。一路走来，我把自己泡在一个又一个案件里，也把老“莎姐”的温情与专业一点一点揉进骨子里。每次走进办公楼，望见院徽上那株红岩青松，再步入十楼“莎姐”青少年维权岗，我总想起自己从控申到刑检、再到未检这条并不平坦的岗位之路。十三年的轮转，最终在未检找到了答案：原来守护少年，从来不是从案件开始，而是从“人”开始。
控申八年
我先学会了“听见”
在控申部门那八年，每天面对的是信访群众的眼泪、愤怒和无助。那里没有案卷里清晰的“事实”，只有复杂交织的情绪与诉求。我慢慢学会一件事：不要急着判断对错，先听懂对方到底在说什么。
这份能力，来到未检后成了我最宝贵的财富。我们院未检工作起步于1986年，当时的“少年案件组”是沙坪坝未检的起点。走廊展板上那张1987年的老照片里，老前辈们面对迷途少年，想必也是这般俯下身去倾听。从少年起诉组到2007年首个独立编制的未检科，再到如今综合履职的检察六部，一代代“莎姐”传承的，不仅是办案制度，更是一种先倾听、再帮教的工作方法。而我，正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
刑检工作
我学会追问“然后呢”
在刑检工作中，我熟练掌握了证据审查和定罪量刑，但来到未检后，我才逐渐明白：刑事案件的终点，从来不是一纸判决。法律给出了答案——那个伤害小艾的人，被判十三年。但留给小艾的问题，还在风中飘着：她还能拿起画笔吗？
2023年，在我们的一站式询问救助中心的心理咨询室里，我用控申学到的耐心引导小艾画出“最害怕的事”，那些细节成为定案关键。案子判了，我没有停下，继续追问：母女俩患有哮喘，失去经济来源，生活怎么办？我牵头多家单位跨区办理低保、落实司法救助、对接爱心捐助，联动妇联开展三十余次心理疏导和绘画疗愈课程。两年后，小艾考入重点中学，斩获全国书画大奖。从“定罪”追问到“孩子重新拿起画笔的那一刻”，我真正读懂了未检办案特有的深度与温度。
站上讲台
我学会“播种”
办案越多，我越发现，未检不能止步于事后补救。在担任法治副校长、梳理大量职校生涉罪案件时，我注意到聚众斗殴、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高频罪名背后，是孩子们职业信念与法治意识的缺失。于是我把自己埋进案卷，磨出一门融合法治教育、职业教育和思政教育的普法课。
课堂上，我不只拆解法条，更引导学生讨论：“一个合格的职业人，遇到冲突该怎么做？”我把行业的标兵榜样、诚信敬业的民族文化传统融入案例，让“技能是立身之本，守法是行为底线”成为学生听得进、记得住的信条。从当年的维权热线，到如今由真实案件衍生的互动课堂，老“莎姐”的法治宣讲精神就这样在讲台上生根发芽。
薪火相传
我接过“拉一把”的尺子
办理五名职校生因一时冲动而卷入的案件时，我走访学校、家庭后发现，五个孩子正处于升学关键期。我想起老“莎姐”常说的话：“推一把就是罪犯，拉一把可能还是大学生。”于是我依法选择了附条件不起诉，依托我院与职校共建的观护基地，联合学校、社工、实习单位搭建四方帮教体系，为他们量身定制考察方案。六个月后，四人考入大学，一人实现职级晋升。
这把“尺子”，老“莎姐”们从1986年就开始用了。当年他们走进社区、校园摸索帮教方法；2007年依托高校探索律师介入机制，后来上升为法律规定；如今我们更在公益诉讼、强制报告、家庭教育指导等领域综合履职。我接过的，是一根传递了40年的接力棒。
从控申的“听见”，到刑检的“追问”，再到未检讲台上的“播种”与观护帮教中的“拉手”，我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沙坪坝未检的精神，镌刻在一代代“莎姐”奔走不息的脚步里，写在“红岩精神铸检魂”的日复一日里，印在每一个少年重新绽放的笑容里。我们始终在一遍遍回答——什么，才是对孩子最好的选择。而我，愿意继续做这个薪火相传的答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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