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教育法律监督的价值与制度回应
摘 要:建立专门教育法律监督制度,是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督促公权力规范运行、保障特殊预防科学适度的必然要求。专门教育实践中,送校适用有异化为变相强制措施的倾向,评估程序与在校期限裁量尚不规范,教育矫治实施与权利保障存在薄弱环节,社会回归保障机制仍未健全。应当围绕三大板块探索制度举措;行政程序监督上,推行送校评估案件化办理、统一评估及在校期限标准;教育实施监督上,设立驻校检察站点,审查课程设置与矫治强度;权利救济监督上,设置检察信箱受理检举申诉,主动发现监督线索,探索分级分类监督方式。
关键词:专门教育 法律监督 分级处遇 矫治
全文: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健全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制定专门矫治教育规定”。专门教育的支持保障既离不开物质供给,也离不开制度建设,其中,外部介入与监督是关键一环。本文在阐释专门教育法律监督确有必要的同时,于实践中总结专门教育的当下问题并研提监督建议,为专门教育法律监督的制度化供给提供参考。
一、专门教育法律监督的价值
检察机关介入专门教育,是立足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规范公权力运行、保障犯罪预防措施科学适度等价值目标开展的重要监督举措。
(一)助力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确立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经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条本土化后,已成为未成年人保护的基本遵循。专门教育虽定位为国民教育组成部分和保护处分措施,但在“警送生”占据多数的当下难免带有强制意涵,在纠正行为偏差的同时不免对未成年人人身自由形成限制。教育与处分、挽救与矫治之间存在持续张力,若欠缺独立监督机制,较易滑向惩戒一面。开展专门教育法律监督,就是要导入外部评价与制衡机制,通过对送校必要性、矫治措施合规性、离校回归畅通性的实质审查,将保护处分纳入法治轨道,确保专门教育始终锚定未成年人最大利益。
(二)规范公权力介入与运行
国家作为能力欠缺未成年群体的最终监护人,在自然监护人不能履职时以“父母角色”接替监管。国家亲权理念证成了公权力介入专门教育的伦理正当性,但也深藏异化危险。专门教育涉及对未成年人的行为控制及矫治,若权力行使不受外部审视与程序约束,则可能演化为对困境未成年人的司法惩治,这就要求监督力量前置介入送校决定、矫治期限等关键节点,为公权力划定边界。我国宪法明确检察机关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实践中各地检察机关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专门学校教育矫治监督工作进行了有益探索,由其承担专门教育的外部监督职能,有较好的实践基础和法理依据。
(三)保障特殊预防科学适度
犯罪预防区分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专门教育正是特殊预防理论在临界行为干预上的制度产物。犯罪预防理论并不止于宣示矫治必要性,它同时提出严格规范要求。缺乏制约的隔离措施不仅难以实现特殊预防目的,还可能因“交叉感染”、标签固化等负面效应恶化行为偏差。有研究指出,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低水平的教育质量,风险管理优先的教育意图与刑事化的控制文化等因素使越轨矫治学校实际提供的是“仪式性的二次机会”,反而为学生进入监狱做好准备。因此,阻断犯罪的干预措施必须建立在科学诊断评估基础上,保证措施的适当性、动态性与个别化,并通过持续监督,确保教育实施不异化为过度矫正型控制。
二、专门教育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专门教育的价值需由实践予以实现。调研反馈,专门教育存在如下问题,有待独立的外部监督力量予以纠治。
(一)送校适用存在异化为变相强制措施的倾向
《未成年人保护法》将专门学校同中小学、职业学校并列,其“学校”的定位清晰明确。但因送校程序缺乏规范审查,部分地区公安机关有将“送入专门学校”当作替代性刑事强制措施的趋势。一方面,部分案件以送校替代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措施,未成年人即使被作相对不起诉处理,仍长期滞留专门学校,引致“以教代刑”嫌疑。另一方面,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中,成年共犯羁押期限折抵刑期,未成年共犯矫治期限却不能折抵,实际自由受限期间更长。
(二)评估程序与矫治期限裁量尚不规范
(三)教育矫治实施与权利保障存在薄弱环节
一是分级分类贯彻不彻底。法律鼓励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故除区分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外,实践中部分学校在专门教育内部自设不同班次以区分生源,但碍于师资、课程、场所供给瓶颈,多数矫治活动不加区分地面向全体学生。二是惩戒行为强度较大。部分地区反映专门学校时有打骂、体罚、变相体罚等现象,未成年人因畏惧或表达能力限制难以求助。C市F县一名曾就读学生反馈,入学前两个月要经历严格的队列、内务等纪律素养砺训,执行懈怠动辄加练乃至打骂。三是生源困境反向挤压矫治质量。受“坏孩子集中营”等刻板印象影响,工读教育长期被污名化,部分家长宁愿孩子在街头混迹也不愿送专门学校,生源匮乏使学校倾向“挽留”已入校学生,客观上诱发了过长矫治期限。
(四)社会回归保障机制仍未健全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经评估适合转回普通学校就读的学生,原所在学校应当接收。但实践中社会回归仍存阻碍。一方面,超出义务教育阶段的,原校碍于管理风险往往拒收。另一方面,专门学校普遍重法治教育、轻职业教育,学生离校时缺乏一技之长,很容易再次走上快速敛财的违法犯罪道路,C市W区这一再犯数据一度达到50%。此外,信息保密与前科封存制度落实不到位,专门教育经历的社会标签效应未得到有效消解,越轨标签促使未成年人固化偏差行为。
三、专门教育法律监督的制度回应
(一)行政程序监督
1.检察机关对送校及其评估进行监督。探索“警送生”送专门学校即时评估的案件化办理机制。一是统一认识,与公安机关统一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送专门学校的标准,为开展“评估式监督”奠定基础、降低送校举措异化为强制措施的风险。二是建立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送专门学校的前置程序,建议公安机关在准备送校的同时,向检察机关同步移送违法犯罪事实证据、社会调查报告等基础材料。三是建立实质化评估制度,承办检察官在接收基础材料后,对涉案未成年人移送专门学校的规范性、必要性进行审查评估,对不符合送校程序的,建议公安机关补充完善。对不符合送校条件的,依法作出“不同意”的评估意见并通知公安机关和专门学校。时机成熟时,建立与学校、教委等其他评估主体的衔接机制,健全评估办法、明确监督方式,实现未成年人送校监督的全覆盖。
2.检察机关对教育矫治期限的监督。联动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其他成员单位,出台专门教育矫治期限实施细则,根据行为偏差的性质与严重程度、危害后果、家庭监护能力及悔改表现等,类型化或量化在校期限标准,并明确差异化的期限建议区间,从源头上划定行政裁量的边界。同时,对建议过长教育矫治期限、怠于启动离校评估等行为,探索运用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等职能督促纠正。
(二)教育实施监督
1.对教育面向的监督。义务教育方面,依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6条“参与研究确定专门学校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适时履行对专门学校课程设置的审核与监督职责。职业教育方面,支持协作为主,必要时以法律监督的形式促成职业教育的展开。其他教育方面,督促专门学校在选聘教师时,严格执行教师入职查询和从业禁止相关制度规定。
2.对矫治面向的监督。在法治副校长、观护基地等制度基础上更进一步,检察机关于专门学校内设立常驻站点,派遣具备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经历、熟悉罪错未成年人矫治阶段的检察官进驻其中,在代表检察机关对接专门学校与相关部门的同时,监督行为矫治的强度。有条件的,可逐步探索入学阶段家长明确授权的制度,通过签署教育矫治许可同意书,明确专门学校可以行使的教育矫治方式,在精确引导行为方式的同时确立介入监督标准。
(三)权利侵害救济监督
权利救济监督贯穿入学、矫治、评估、回归各环节,接受专门教育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在任一阶段遭受权利缺如或受损,均可通过申诉寻求救济。当前专门教育法律监督仅有《宪法》《a片漫画 组织法》等原则性依据,但仍可从以下方面着力:一是畅通申诉受理渠道。在学校宿舍、教学区、家长接待区分别设置检察信箱,公布12309检察服务热线等反馈渠道,对申诉线索7日内回复是否受理。二是主动发现侵权线索。常态化进驻学校开展线索搜集,每学期对重点在校学生进行谈心谈话,调阅宿舍监控、惩戒记录和矫治方案,重点发现打骂体罚、超期滞留、普通学校违规拒收等问题。三是探索分级分类监督方式。对轻微管理不规范问题以口头纠正、履职建议等督促改正。对打骂体罚、变相拘禁等严重侵权问题,调查核实后向教育行政部门反映或制发检察建议。涉嫌犯罪的,依法向公安机关移交涉案线索。